“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是古訓，更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責任倫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干部，主政一方或者一個部門，需要有擔當，需要有實實在在的作為，需要有看得見、能夠獲得人民認同的成效，即需要有政績。這是符合政治邏輯的，甚至是天經地義的。
“政績觀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關乎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對于政績觀，習近平總書記始終有著深邃思考與明確指引。應該說，幾乎所有的領導干部都知道這個道理，因而也在自己的任上努力工作，積極作為。但是，也恰恰有一些領導干部，他們在知道這個道理之后，往往又曲解這個道理，利用這個道理，打出了自己的“小九九”。這就是一些領導干部在政績觀問題上的偏差，其實際的為政行為也就發生了偏離，最終使得人民的利益和黨的事業受到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在全黨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正是致力于糾正這種偏差，校正這種偏離，這是黨和國家的事業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黨中央高度重視此次學習教育，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堅持從實際出發、按規律辦事，自覺為人民出政績、以實干出政績。這深刻揭示了各級領導干部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確立為政之責、端正為政之風對于黨和國家事業的決定性意義。
如何樹立正確政績觀，是我們黨反復強調的問題，也是一個老問題。今天，我們在全黨范圍內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具有特殊的雙重意義。這兩方面的特殊意義，也正是我們理解為什么說“政績觀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的切入口。
一方面，面向2035年遠景目標、本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100年的奮斗目標以及銜接“十五五”開局的戰略窗口期，要求我們以正確政績觀引領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另一方面，在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針對部分領導干部出現的“保安全”“求穩”心態以及擔當意識責任精神弱化的現實問題，要以正確政績觀激發領導干部干事創業的內生動力。
當前，我們正處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十五五”規劃是面向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第二個五年規劃階段，更是邁向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重要階梯。在這樣的歷史方位下，強調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就具有前所未有的戰略意義。
“十五五”時期，是中國式現代化從“愿景”走向“實景”的關鍵階段。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復雜性、艱巨性，決定了我們必須有實實在在的作為和政績，就是要有對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實質性推動。但同時，我們也絕不能沿襲傳統的粗放型發展老路，不搞那種“唯GDP論”的政績評價體系。必須以正確政績觀為引領，把高質量發展擺在更突出位置，把新發展理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到“十五五”規劃的實施過程之中。這就要求各級干部必須牢記“國之大者”，從政治高度和全盤角度思考政績問題。如果政績觀出現偏差，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搞“形象工程”“盆景項目”，不僅不能為現代化添彩，反而可能制造新的發展障礙。
另外，我們也必須清醒認識到，在全面從嚴治黨持續推進的背景下，干部隊伍中出現了一些值得警惕的背離正確政績觀的心態變化。隨著紀律約束日益嚴格，一些領導干部產生了“保安全”的求穩心態，產生了那種“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消極心理，工作不敢擔當、不愿作為。另有一些領導干部稍有所不同，他們也在做事，但是總是小心翼翼，不出主張，不愿輕易邁出一步，秉承一種所謂“按要求辦，超標準干，做給你看，你說咋辦就咋辦”的“原則”，這種種心態和行為傾向，根源之一就是政績觀的偏差。他們把政績與風險簡單對立起來，認為干事就容易出事，求穩才能保位。他們沒有認識到，新時代需要的政績，恰恰是在勇于探索、攻堅克難中創造的。這些情況正是需要我們進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的重要原因，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這類“順應”“躺平”思想，鼓勵領導干部大膽探索、勇于創新，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創造經得起檢驗的實績。
必須清醒認識到，政績觀不僅關乎政績本身，更關乎黨風政風的根本，關乎黨的長期執政基礎。錯誤的政績觀會滋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成為腐敗現象的重要誘因，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種腐敗。錯誤的政績觀往往表現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如果干部只追求“顯功”而忽視“潛功”，只看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發展，只注重個人升遷而忽視群眾疾苦，那么很容易為了短期“政績”而大興土木、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這些所謂的“政績”，雖能短暫提升數據指標，表面上或者短期內獲得很多的“點贊”，相關領導干部也因此在仕途上“走紅”，卻嚴重破壞了社會生態和自然生態，浪費了寶貴的財政資源，更嚴重的是侵蝕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動搖了黨長期執政的根基。正如總書記所指出的，“要求真務實、真抓實干，做工作自覺從人民利益出發，決不能為了樹立個人形象，搞華而不實、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只有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才能從根本上鏟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滋生的土壤。
政績觀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其深刻內涵在于，政績觀決定著領導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進而決定著干部的行為方式和執政成效。正如總書記所強調的：“創造業績，必須解決好為誰創造業績、創造什么樣的業績、怎樣創造業績的問題，也就是要解決好政績觀問題。”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政績觀在黨的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有什么樣的政績觀，就有什么樣的從政行為；政績觀正確與否，直接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關系人心向背。
千政績，萬政績，歸根到底，真正的政績，需要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要能夠經得起這樣的檢驗，主要是在這樣的幾對關系上有一個正確的權衡和把握。
第一，短期與長期的關系。功成需要“有我”又不必“在我”，這就涉及到為政一方的短期和長期考量的問題。為官一任，首先需要的就是扎扎實實的作為和看得見摸得著的政績，但是同時，我們有很多的項目都只能在今后的發展中才能見到成效，所以總書記反復強調“功成不必在我”，正是對短期與長期關系的深刻把握。短期政績關乎群眾的當下獲得感，長期政績關乎發展的可持續性，二者不可偏廢。實踐中，一些干部往往重短期、輕長期，熱衷于“短平快”的項目，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對那些需要久久為功的基礎性工作不上心不用心。正確的政績觀要求我們，既要立足當前，解決好群眾急難愁盼的現實問題；又要著眼長遠，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好事。特別是在“十五五”規劃的實施階段，更要處理好當前與長遠的關系，確保規劃既符合現階段發展需要，又為長遠發展預留空間并奠定基礎。
第二，局部與全局的關系。所謂為官一任，或者為政一方，表明領導干部的為政行為總是具有時間和空間的邊界，具有局部的性質。我們講政績，當然要考量到這個局部，但是從更大范圍乃至整個國家的角度來說，則更需要從全局的角度來論政績。總書記反復強調“國之大者”，就是要求領導干部要有大局觀。局部與全局是辯證統一的，局部利益要服從全局利益，全局發展要帶動局部進步。但實踐中，一些干部往往重局部、輕全局，搞“地方主義”“本位主義”，為了本地區、本部門的利益，不去顧及甚至不惜損害整體利益。正確的政績觀要求我們，必須把工作放到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中去定位、去謀劃，自覺服從服務大局。江蘇作為經濟大省，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需要在服務全國發展大局中展現擔當作為；江蘇所轄的各個地方，也要將江蘇乃至于全國的發展視為全局和大局，堅決防止地方保護主義、本位主義傾向。
第三，個人與團隊的關系。政績的取得，固然離不開個人的努力，但更離不開團隊的合力和協作。實踐中，一些干部往往重個人、輕團隊，搞個人英雄主義，把政績看作是個人能力的體現，忽視集體的智慧和力量；還有一些干部專營于“攬功諉過”，有了成績往自己身上攬，出了問題往別人身上推。正確的政績觀要求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勇于擔當、敢于負責；又要自覺維護班子團結，尊重集體領導，發揮團隊合力。要深刻認識到，任何政績的取得，都離不開組織的培養、團隊的支持和群眾的參與。
第四，主觀評價與客觀評價的關系。政績的評價，既有主觀標準，也有客觀標準，而且重在客觀標準。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人民群眾的滿意度認同感作為評價領導干部政績的根本標準，用鄧小平同志的話說，那就是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贊成不贊成、支持不支持的問題。但實踐中，一些領導干部往往重上級評價、輕群眾評價，把精力花在“做盆景”“造亮點”上；還有一些干部重數據指標、輕實際效果，滿足于數字上的“增長”，而忽視人民群眾的實際感受。正確的政績觀要求我們，必須把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統一起來，把群眾滿意、人民認同作為第一標準。有必要建立科學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既看發展數據，也看群眾感受；既看顯性成果，也看潛在成效；既看當前成效，也看長遠影響。上述四對關系，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正確政績觀的豐富內涵。只有把這四對關系認識到位了，把握到位了，才能真正做到“為人民出政績、以實干出政績”。說到底，正確的政績觀本質上是能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
政績觀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決定著干部從政的價值取向，決定著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方向。站在“十五五”開啟的歷史新起點，面對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的時代新要求，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樹立正確的權力觀、事業觀、政績觀，正確處理好短期與長期、局部與全局、個人與團隊、主觀評價與客觀評價的辯證關系，才能真正創造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偉大業績。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中，通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重要論述，推動正確政績觀在廣大黨員干部中落地生根，惟其如此，才能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重要政治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