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必須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上升為做好新形勢下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這是新時代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充分彰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又一最新成果。
一、何謂“放得活”與“管得好”？
“放得活”與“管得好”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重要體現，從而實現國民經濟既充滿活力，又擁有良好秩序。
“放得活”，就是要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破除阻礙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充分釋放和激發經營主體的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持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放”的主體是政府；“放”的依據是法律法規；“放”的主要內容是減少政府直接干預微觀主體行為，減少不必要的審批，不該管的政府堅決不管；“放”的原則是公開公平公正，對所有經營主體做到一視同仁；“放”的目的是放出各類經營主體的生機和活力，放出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放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動能。
“管得好”，就是要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續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效能，在秩序與活力中找到平衡。“管”的主體是政府；“管”的依據是法律法規，要在全社會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管”的辦法是要充分考慮市場體系的復雜性，堅持從地區、行業、部門實際出發，充分調動各相關主體的積極性能動性創造性，善于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注重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普遍性與特殊性相兼顧，直接管理與間接調控為一體；“管”的目的是要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之間找到最優解。“管”是技術，更是藝術；既要管出效率，更要管出公平正義；既要管出秩序，更要管出市場預期和信心。“管”需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以發展固安全，以安全促發展。
“放得活”與“管得好”不是對個別地區個別行業個別部門的特殊要求，而是對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所有部門的總要求；不是眼前一時的短期要求，而是要貫穿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始終，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放”與“管”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為前提、相互促進的有機統一體。放不是放任自流，不是政府撒手不管，政府職能不能缺位不作為慢作為，需要制定市場規則，彌補市場缺陷，監督市場行為等；管不是政府直接干預經營主體活動，政府職能不能越位亂作為，需要提供優質服務，打造良好發展環境。
二、為何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好”？
“放”和“管”是市場經濟的永恒話題，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重大實踐問題。
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深化和理論升華。縱觀世界各國發展歷史，凡是能夠處理好二者關系的國家，都能夠取得較好的經濟發展成效；反之，片面強調市場作用或者政府作用的國家都產生了較多負面效應。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條件、有能力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踐決定認識，實踐的深度決定認識的高度。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深化。黨的十二大提出，“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的方針。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黨的十三大提出，“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這一重要要求將不斷探索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優化路徑推向更高階段。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把“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作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為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提供了科學指引，明晰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法路徑。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把“必須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上升為做好新形勢下經濟工作“新的認識和體會”之一，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把握。可見，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是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認識的進一步深化，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根植于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實踐。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人財物產供銷等實行指令性計劃，企業沒有經營自主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為解決計劃經濟體制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問題，緩解商品短缺矛盾，我國推進以“放開”經營主體為重點的改革，持續深化農村改革和以國有企業改革為重點的城市改革，政府逐步減少對企業生產和銷售的直接計劃干預，但市場監督管理的體系尚未建立，一度出現“一放就亂”問題。黨的十四大之后，我國圍繞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推動“放活”經營主體，又加強宏觀調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面對經濟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要求，我國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現代市場體系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作出明確要求和部署，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積極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在多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成功實踐。如，推動“放管服”改革，堅持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協同推進，大幅削減行政許可事項，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同，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著力矯正市場失靈，規范競爭秩序，不斷建設法治經濟、信用經濟，完善市場規則并帶頭遵守規則。通過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推動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
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是新時代新征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既需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續地釋放和激發全社會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不斷增強發展新動能，塑造發展新優勢，也需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制度建設維護良好秩序，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應當而且能夠實現活而不亂、活躍有序的動態平衡”。實現高質量發展，客觀上要求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要求既要“放”又要“管”，實現“放得活”與“管得好”的有機統一。“放得活”與“管得好”不是一成不變的，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變化找到新的抓手和新的實現形式。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未來高質量發展必然會遇到來自各方面的問題，都需要依據形勢任務的變化，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斷探索新的時代條件下“放得活”又“管得好”最佳路徑。
三、何以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既是追求目標，也是客觀的具體要求，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日臻完善。
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關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國內外都在不斷探索。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主張自由放任，認為市場能通過“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資源配置，政府只需充當“守夜人”。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應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干預經濟，彌補市場失靈，穩定經濟運行。20世紀70年代“滯脹”出現后，新自由主義占據主導，主張弱化政府干預，極端推崇市場作用。西方經濟理論在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之間反復搖擺，要么片面夸大市場作用，要么過度依賴政府干預，始終未能實現二者有機結合。總之，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西方都沒有找到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有效路徑。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堅持從實際出發，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中，逐步認識到要實現既“放得活”又“管得好”，關鍵在于辯證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各展其長、協同發力，核心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克服束縛經營主體活力、阻礙市場和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的弊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是要進一步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建設法治經濟、信用經濟，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政府職能到位而不越位缺位。
尊重市場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放得活”就需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迄今為止，資源配置方式有市場機制、計劃機制這兩種。我國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尊重市場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價值規律，即商品價值決定價格，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供求關系影響價格。價值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馬克思指出，“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頭上時重力定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一樣”。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來自價值規律所包含的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經營主體在追求更多利潤的內在動力和競爭的外在壓力下，需要不斷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尊重市場規律，就要按價值規律辦事，就要讓市場決定生產要素特別是創新要素的價格，特別是生產要素能夠按照市場貢獻獲得收入，多勞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創新者多得。從而要求不斷完善市場體系，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等。
著力轉變政府職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與市場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要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這要求持續地轉變政府職能，把過去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府職能，轉變為與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府職能，不斷提升政府服務效能。具體言之，就是要著力從過去政府更多運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預微觀經營主體行為，轉變為更多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統籌運用財政、金融、產業、投資等政策進行科學宏觀調控，充分發揮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著力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從過去政府部門之間缺乏協同效能、推諉扯皮，轉變為更加注重部門之間的統籌協調；從過去習慣于行政手段轉向更多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從過去更多依靠行政審批轉變為部門統籌協調，增強宏觀經濟政策取向一致性，提升宏觀經濟效能；從過去政府單一主體管理轉變為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主體的多元共治；從過去單純注重經濟量的增長轉變為既注重經濟量的合理增長又注重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從過去更多注重經濟增長轉變為更加注重統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協調發展。
